“摇滚乐就是通过音乐来反大众化的东西，因为顺从大众的就是失去个性的、媚俗的和流行的。”[3]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摇滚人的共识。在摇滚人看来，这个世界正在以权力与陈规、虚伪与暴力，吞噬着我们自由真诚的心灵，因此他们渴望打破这种平凡的苦闷的世俗的桎梏，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他们将摇滚乐作为一种表达他们内心直接感受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声嘶力竭的呼吼中宣泄着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既存事物的怀疑与批判。这一点在何勇的《垃圾场》[4] 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以形象化的存在主义哲学语言指出：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像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像虫子一样，
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吃的都是良心，
拉出来的都是思想。
但并不是所有的反叛都是这样的直接而严肃。如张楚的《b p m f》[5] 就运用了一种揶揄、戏谑的方式，将原本颇具“深意”的内容以轻松的“玩笑话”道来：
从没搞清什么是痛苦，
大概是背a o e i u，
终于明白孤独意思，
就是没人再打我屁股，
我做出的考试题目，
答案都是些无理数，
让我用“不”字造句，
我只会写出来“绝不”，
他们说我已经成熟，
可我智商还不到“二百五”。
除了怀疑、批判社会现状外，摇滚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必然的挫折和深切的无奈，也导致了他们对于自身有限能力的质疑。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即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焦灼与彷徨、悲观与激进并存的情绪。如崔健在《无能的力量》[6] 中所唱：
我一事无成，
但不清闲自在，
我白日做的梦，
是想改变这时代。
我现在还无能，
你还要再等待，
你是否还要我，
如果我失败。
你在我的身下，
我在你的身上，
你是否感觉到这，
无能的力量。
而何勇也在《垃圾场》的最后，大声的质问：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因为怀疑而渴望反叛，因为反叛而进一步怀疑社会，甚至怀疑自我，从而更加渴望反叛。中国摇滚的这种矛盾的循环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其后，随着摇滚乐逐渐被社会被市场所接受，摇滚歌手在创作与演唱中才慢慢呈现出了一种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心态变化同步的自我调整，中国摇滚在取材以及风格上都渐渐的向市民化、流行化靠拢，逐步从愤怒走向了从容。
第二节 青春的感伤——校园民谣
90年代初，受当时风靡大陆校园的台湾校园民谣的影响，大陆的流行乐坛也开始兴起了校园歌曲的创作风潮。1994年4月，《校园民谣1》问世。它的成功不仅在于通过老狼、高晓松、沈庆等略带忧郁和沧桑的歌声，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推上了大陆民谣创作的最高峰，更重要的是它将“校园民谣”塑造成了一种音乐的代名词，甚至是一种文化现象，赢取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心。
总体上来说，大陆的校园民谣虽然承袭了台湾校园民谣创作的基本模式，但在主题与内涵的表达上却截然不同。台湾的校园民谣开始并盛行于台湾的经济起飞年代，歌曲中充满了浓郁的自信和乐观气息，即使是对于即将毕业离开校园的感情抒发，也大多歌颂同窗友情，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对未来的社会生活抱有理想与向往。[7] 如徐晓菁、杨芳仪在《歌声满行囊》[8] （陈云山词曲）中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