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1840年全年都留在巴黎，主要是由于乔桑正在创作《柯西玛》。留在巴黎没有激发肖邦写成任何重要的乐曲。一直到1840年与1841年交接的秋冬，肖邦才起草创作了华丽而富原创性的升F大调波兰舞曲以及第三号叙事曲，这两首作品均有助于强化《葬礼进行曲》的印象，它们都是1841年夏季于诺昂完成的。
这个时期的另一首重要作品是1841年5月完成的F小调幻想曲，充分表现了肖邦最令人惊讶、令人神往的艺术气息和灵感。
1842年的夏天，肖邦一如往常是在诺昂度过的。在那里，肖邦听到风笛似的乐器演奏的贝里民谣。肖邦曾将许多民谣曲调记在乔治·桑的音乐本中。其中有些被她用在1849年于巴黎奥迪翁演出的剧作《弃儿弗朗西斯》之中。
那些小舞曲曾短暂地引起肖邦的喜爱，但一直不完整，也未曾出版，直到最近才开始被演奏。
11月间肖邦与乔治·桑重回巴黎，搬进旧城奥尔良区宽敞的新家，这是肖邦在巴黎的寓所，直到1849年6月才又迁出。
对肖邦而言，接下来较重要的一年是1844年，这一年是他生命和艺术创作的极致和转折点。在艺术表现上，那年夏天完成的B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足够纳入肖邦的巨作之列，这部作品比以前的降B小调奏鸣曲少了曲折与戏剧性，而显得更为沉稳。 在技巧上，肖邦超越以往，奏鸣曲凯旋式结束的几个小节无疑宣告肖邦在音乐与个人方面全面胜利。肖邦再也没有成就如此高超伟大的作品了。虽然那年5月肖邦由友人那儿得知他父亲的死讯，使他非常哀恸，但从这首B小调奏鸣曲中很难察觉任何肖邦所经历的哀伤戚苦之情，他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后来由于肖邦与乔治·桑之子莫里斯之间出现矛盾，使得两人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随着时间的推移，肖邦和乔治·桑之间世界观的差异开始显现出来。例如，肖邦支持贵族阶级所拥有的统治权，相反，乔治·桑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她关心的是一般百姓和社会问题，乔治·桑追求的是人类共享的平等权利以及更大的民主自由，她也极力鼓吹宗教自由。她所主张的信念，与当时许多有改革思想的人一样。
乔治·桑的主张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位觉醒的女性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而肖邦却仍倾向于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结构，它分成两种不可动摇的阶级，即统治者与被奴役者。肖邦与乔治·桑见解的差异，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嫌隙，而诺昂生活的和谐气氛也开始变调了。所有这些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肖邦在1845年整个夏天都无法创作任何旋律，直到秋天返回巴黎之前，他才重拾乐笔写作了三首重要的作品：《船歌》《幻想波兰舞曲》以及为大提琴家法兰肖梅创作的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1846年6月快过完的时候，肖邦与莫里斯吵了一架，而乔治·桑首次站在她的儿子这边。肖邦因感到震惊而难以置信，两人关系终于渐渐走向决裂。
肖邦与乔治·桑最后一次碰面是在1848年3月，那次见面仅是寒暄客套，双方并没有忘记或去治疗彼此的伤痛。然而肖邦从没有忘记乔治·桑，至死仍在日记里收藏着一撮她的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