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乐的五声音阶“工六×乙士”，与古代的“宫商角征羽”相同，而其工尺谱正产生地隋唐。从南乐曲牌来看，出自唐以前的有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折柳吟、阳关曲、汉宫秋、后庭花等；出自唐宋“大曲”的，有三台令、梁州曲、甘州曲；出自佛曲的有婆罗门、太子游四门等。这些充分证明了它与隋唐音乐的联系。
乐器方面，南乐所用的南琶，腹大颈细。横抱弹奏姿势，与竖抱的北琶迥然而异，却和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十分相似，只有从古画和出土的陶俑中才能看到，唐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弹琵琶的姿势就是这样。琵琶在唐代的乐队中有指挥整个乐队的作用，而南乐的琵琶在南乐中也同样有指挥整个乐队的作用。唐初洞箫为一尺八寸长，现在其他乐队中洞箫均是二尺多，没有统一规格，而南乐的洞箫却严格规定以一尺八寸为标准，又称“尺八”，十目九节，其长0.6米，延用唐代洞箫规制，声韵浑厚深沉。南音的拍板与唐以前的“节”相同，二弦与魏晋“奚琴”相似，三弦由秦汉时代的弦乐衍变而成。
雕刻在泉州开元寺镇国塔、大雄宝殿、甘露戒坛的南音古乐器，计有吹、拉、弹、拍的乐器多达37件：拍板、琵琶、尺八、二弦、三弦、唢呐、品箫和双铃、四宝、响盏等上下四管，一应俱全，而且还有较少见的笙及扁鼓等。人们比较熟知的是大雄宝殿的12尊飞天乐伎，但还不够全面。在东塔须弥座40幅浮雕中，有图《天人赞鹤》，图中身着飘带的天人，一个吹笛，一个双手按拍着古制六板的南音拍板。这幅浮雕，与东塔共存至今七百多年。拍板早就从西域传入中土，唐代列为胡部之乐。唐宋时的拍板都是六板，也有五板。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乐工手上的拍板就是六板。泉州南音现在的拍板普遍为五板，与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木雕的五板拍板一样，而东塔的石雕拍板直承唐制为六板。开元寺中拥有六板与五板的拍板，正符合拍板历史的发展轨迹。
乐律方面，南音的管门从隋唐以来的“清商三调”演变而来，音韵学方面，南音的音韵和晋代的音韵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用闽南话演唱南曲，其中就有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完好地保存至今。
南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活化石”，被称为“晋唐遗音”。音乐界权威人士曾得出结论：“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为最古。”南音的基础是唐代“大曲”，在中国音乐史上，唐代的宫廷音乐是我国封建社会贵族音乐发展的最高峰。随着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贵族、官宦和地主纷纷南迁，唐玄宗统治时期形成的“大曲”，被带入福建，为南曲起了催生的作用。后来在广泛流传和演唱过程中，南乐又受到元曲、昆曲、弋阳腔、佛曲和地方戏曲的影响，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内涵。
? 发展与成型
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至宋代，泉州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交通的东方第一大港，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经济相当发达，文化也蓬勃发展，各种文化交流频繁，呈现出“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元时泉州刺桐港是我国对外通商大港，泉南滨海，系国内外商船停泊之处，歌馆、酒楼、茶肆林立，拥琵琶而弹唱南乐的歌女比比皆是。泉州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对泉州南音的发展与成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受到宋代填词、唱词者的影响，泉州南音创作的曲牌有许多与宋词的牌名相同，如“长相思”、“鹧鸪天”、“醉蓬莱”等，使南乐的词和曲更丰富。
泉州南音由谱、指、曲三大部分组成。
谱无唱词，有琵琶弹奏法，是专供乐器演奏的带标题的乐曲。谱是泉州南音的基础，在三大组成部分中，谱的形成最早。对照泉州南音乐器和现存的谱、指、曲可以肯定，谱是唐大曲遗存，宋朝定型的有12套。
